艾滋病感染者田喜:你們不知道,我是怎麼熬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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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單薄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田喜站在法庭上鎖的鐵柵欄裏,作爲被告人,他緩緩展開手中的一塊黑布,那是一個黑頭套,他雙手撐開,舉過頭頂,向身後展示。旁聽席上,頓時傳出了哭聲。
也許他沒有時間了,無論是否能走出河南省新蔡縣,還是艾滋病感染後生命的期限。他的名字,諧音是“添喜”,這個名字,幾乎成爲他生命中辛酸的反諷。這個受過18年教育、有6年訪齡的23歲年輕人,哭着做出了最後的陳述:“希望中國因臨牀用血污染事件中生命受到損害的尊嚴得到維護,希望事件發生的源頭能夠得到更多的關注……我是無罪的,我選擇上訴。”
2010年9月21日,田喜故意毀壞財物案開庭審理,這是一張讓新蔡縣領導和衛生部信訪辦都不陌生的臉———臉上有一些紅褐的斑點,臉頰消瘦,儘管剛剛大學畢業,但他看起來更像是一箇中年人。曾經的屈辱和酸澀,似乎都寫在了過早衰老的面容上,一如他曾對父母說過的:“一個60歲的老人也沒有我受的委屈多……你們不知道,我是怎麼熬過來的。”
“一家就他輸過血”
“你家孩子就是用腦子用太狠了!”鄰居們老開田喜的玩笑———這個已經上了高中的男孩子,三天兩頭還是感冒發燒,淋巴結腫大,成天病着,沒有好過5天,貼膏藥,輸液……母親陳明貴說過:“我說田喜呀,咋那麼多事,成天的病!”田喜開玩笑說:“媽唉,你就要錢不要人。”
雖然老喊腦袋發脹,眼不得勁,田喜還是捨不得請假,夜裏去輸液,“他在班上考了第三名都哭哭啼啼的,最低都得第二名。”孩子病得最厲害的時候就是高中最後一年,腦子脹,眼模糊,早晚拉肚子,老發低燒,母親只要摸到他手心裏熱,不要三天就得去找醫生,“母親記得有個檢驗科的醫生還說:“咦,這孩子的血相咋恁高吔?血相2000多,是不是敗血症?”
母親琢磨:“他太瘦了,我給他買個皮球,叫他去練習練習。”
最後,田喜的病竟是在無意之中水落石出的。2004年7月,縣上衛生防疫站和血站普查艾滋病,母親說田喜咱去檢查檢查,反正是不要錢,有病了咱就早治,沒病了咱就早防。
母親帶田喜去檢查的時候,孩子父親田德民說“咱家咋會有那病!”
1994至1996年,田德民都在古呂鎮新華街道居委會工作,幫助統計賣血的人數,凡是這三年有過賣血史的,都要通知他們去縣衛生防疫站檢測血液。田德民那時未曾想過,這跟自己家有什麼關係。
母子倆一起去檢查的,結果是母親沒有孩子有———“我們一家就他輸過血!”父母這才認定——— 田喜是因爲輸血感染艾滋病毒。
輸血,那還是1996年,田喜在古呂鎮一小上學,剛入三年級。打鬧的同學推了他一把,頭上磕了一個包。
母親記得,“孩子哭着回來了,我摸着他頭上的大包,看也沒有淌血,想着孩子睡一會就好了。”
新蔡縣第一人民醫院醫生一檢查,說是輕微腦震盪。需要輸血。母親回憶,“當時就把我嚇暈了,我說咋能給孩子磕恁狠呢?”當時剛從河南省醫學院畢業兩年的朱煥春醫生(現駐馬店中心醫院神經外科醫生)說,給孩子輸血,孩子恢復得快些,要不耽誤他的學習。
田喜當時住院花了1000多元,因爲學校買了保險,保險公司當時保留了全部的治療收費單據,爲田喜賠償了600多元。這些收據顯示,從1996年3月5日到3月12日,作爲治療的一部分,9歲的田喜接受輸血4袋,共800毫升,費用總額爲272元。
艾滋病檢查結果出來,是2004年7月,田喜剛剛結束高考。孩子的聲音撞着父母親的耳朵,從前他說,“我下決心,要在全年級拿第一名”,有一次真的考了全年級第一名,滿分900分考了860多分,他回來說:“我終於實現我的夢想啦!”……
“我尊敬的張英才老師,我即將和你永別了……”田喜開始給親戚給鄰居給老師給同學寫遺書。雖然他的分數是528分,卻連學校都沒有報。
“孩子當時不吃不喝,經常哭,夜裏不睡覺,寫資料,寫遺書,寫了撕,撕了寫,反覆地。”他寫了遺書,夜裏偷偷地不睡覺,母親到外頭看看,說:“田喜,你咋還不睡覺?”孩子哭,說“我眼淚都哭幹了。”
母親還問他,你是不是心中有人?他說,有。
2004年9月,田喜得到了一張編號爲896號的“新蔡縣艾滋病人員證明”。病一檢查出來就要吃藥,藥是縣衛生防疫站開的,兩個月後,新蔡縣第一人民醫院進一步檢查,田喜合併有乙肝和丙肝。
同年11月1日,17歲的田喜跟隨本地艾滋病患者一起上訪,爲了尋求合理的賠償和救助,他第一次在衛生部信訪辦登記。
這時候他才慢慢知道,新蔡縣是駐馬店市繼上蔡縣之後的另一個艾滋病高發縣,2004年4月,衛生部公佈了首批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包括上蔡縣、新蔡縣等(新華社2004年4月6日報道)。上世紀90年代初,河南境內出現興辦血漿產業經濟,1995年國家整頓血漿市場,其後不久河南血漿艾滋問題曝光,已禍延之後的一兩年,而醫療臨牀用血或許更爲久遠(詳見高耀潔《中國艾滋病調查》)。
“只有上學一條路”
掙扎着,田喜又想着上學了。
他說:“媽,現在我也沒有錢瞧病,我坐着等死,也是要死。我長大了幹活沒有勁,我只有上學一條出路,我不上學就沒有出路了。”
2005年,復讀了3個多月後,田喜以508分被北京城市學院錄取。
當時父親田德民要去送他,孩子不讓送,“那還要掏路費,省下錢給我,我還能上學用。”
去北京之前,田喜存了幾十張獎狀,剛剛得知病情時,他就讓母親把獎狀都裱了起來,帶在了身邊。他對母親說:“媽,我要是以後有了意外,這些獎狀你還可以留下來做個紀念。”
田喜上大學之後的事,都是他後來一點點告訴家裏的。
去了北京的學校,他不能參加軍訓,老師問他爲什麼,他說了實話,輸血感染了艾滋病,體質弱,受不了。老師也勸過他,上學吃力,身體恐怕支持不了,田喜堅持要上學。老師說那你就不能住集體宿舍,你長期吃藥,肯定要引起同學們的懷疑,要是知道了,對你的壓力更大。老師幫他聯繫了現在住的房子,那是一個9平方米的地下室,距離學校十幾分鍾路程的昏暗地下室。母親後來到北京看病,他連住處都不讓去瞧瞧,“他給我說那屋裏只能住一個人,我知道他就是怕我們看見難過。”
田喜每年的學費是1.4萬元,新蔡縣政府共從縣財政提款3.9萬元,支付了學費的80%,田德民每次去領錢,都寫下“艾滋病人生活補助”收條。田喜生活費和看病都是自己掏錢,後來母親才知道,兒子在學校掃地,一個月有50元錢。
“他在北京,可能有一天,我們再也見不到他了。”不知道何時開始,父母在心裏悄悄做好了這個準備。上大學之後,田喜買了一部手機———他對父母親說過:“我的手機只要還響着,就證明我還活着。我的手機要是斷了,那恐怕就找不到了。”
那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諾基亞手機,不帶彩鈴,用了好幾年,已經都破破爛爛的,看不出啥顏色了。除了2010年3月打不通,這部手機從沒有斷過,24小時開着,母親任何時候打都是通的。
在電話裏,田喜哭過,有時候身體不舒服,心裏確確實實難受狠了,他就說:“不要說了……”傷心地掛掉,不再跟父母說。
他曾說過,“爸,媽,你們不知道在北京的6年,我是怎麼熬過來的……我今年23歲,一個60歲的人也沒有我受的委屈多……”
因爲在北京上學,田喜目前戶籍身份證件均註明爲北京市。2009年畢業以後,父母每個月給他寄2000元錢。田喜不是沒有找過工作,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下一份求職信,除註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之外,還寫道,“需求如下:月薪1000元以上……”他在北京的地下室房租爲700元。
朋友曾問起工作的事,田喜說,“……沒人敢要。”
今年春節,他好不容易回了家,姐姐也從外地回來,母親就說,咱照個全家福吧。田喜把母親給他買的西裝翻出來穿上,那是上大學之前買的,花了70元錢。照片上只有他緊抿着嘴角,旁邊寫着“SW EET EV ER Y D A Y (甜蜜每一天)”。#p#副標題#e#
孤獨維權者
陳向陽在一家艾滋病民間組織工作,他是五六年前在一次會議上與田喜相識的,“那時候就覺得這個孩子很瘦,但精神很飽滿。”之後,他兩次接到田喜關於河南艾滋病友求助的電話。陳向陽始終感慨的是,“田喜自己的情況其實並不好,但每次都不放棄幫助病友的機會。”他接觸到的艾滋病患者大多絕望消極,而田喜始終表現得積極向上,“我只能說,我敬佩這個年輕人。”
曾在民間組織工作的祝麗被田喜叫“姐”,認識之初,細心的祝麗就發現,田喜去哪都隨身帶着自己的保溫杯、自己的牀單,吃飯時用公筷夾菜———“有一段時間,他好像連住的地方也沒有。”
祝麗曾收到很多田喜發來的短信,他的口頭表達能力並不好,但短信寫得“語言特別美”,“心裏特別孤獨和脆弱”。
有一次,田喜問祝麗:“姐,艾滋病患者的事,你能聯繫記者報道嗎?”祝麗說:“能。”他一下領來了10個艾滋病家庭的孩子。
祝麗後來轉到北京記者站工作,田喜又幫助她聯繫採訪了許多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大概是因爲同樣的命運,田喜跟他們關係都很好。”
大約是2007年艾滋病日的前一天,田喜來到祝麗所在報社的辦公室樓下。11月底,北京的天氣已經非常冷,風又大,這個瘦小的男孩只穿着一件薄外衣,露出裏邊的T恤衫,上面隱約寫着“我是艾滋病人”,祝麗趕緊把他拉到了樓上。
“田喜說想公佈自己艾滋病人的身份,我就一直勸他,他泣不成聲,說,‘姐,我真是太絕望了。’”那是祝麗印象中田喜哭得最傷心的一次。後來他再說類似的話,總是帶點笑,有點玩世不恭的,“我總隱隱覺得,在生活的某一個時刻,他是準備迎頭痛擊的,儘管他是個非常善良的孩子,可是那種仇視,是掩蓋不了的。”
祝麗感到,即使在艾滋病的組織裏做志願者,田喜仍然十分孤獨,“除了傾聽,我不知道還能做點什麼。”即使田喜有意無意地對別人說,“我有個姐,在香港做記者!”祝麗聽了,也只沉默着,“這有點孩子氣,可也許是田喜保護自己、和別人鬥智鬥勇的一個辦法。”
在網民“老虎廟”的印象中,田喜是孤單的,“向來不湊熱鬧,我行我素,因此我們最初對他的幾次勸阻均告失敗。”
不同於其他訪民,田喜早就不屑於遞材料,“他要做的是直接與官員對話。”這樣的對話要求有很多次,目標從河南駐馬店的新蔡縣,到省裏,後來就到了北京,他成了衛生部的常客。
2010年4月8日,國家衛生部辦公廳特爲田喜印發了一期《衛生信訪信息》。其中提道:“田喜的高考、求學和尋求就業之路發人深省,這樣的患者在贏得自尊的同時也應當得到他人的尊敬,也是同類人的一個範例。目前,在田喜最需要援助的時候,誰能向他施以援手?”
這份《衛生信訪信息》由衛生部辦公廳報送各部、廳,各級衛生局,同時也抄送駐馬店市人民政府和新蔡縣人民政府。“老虎廟”記得,田喜接到這封《信息》如獲至寶,馬不停蹄連夜奔回老家,遞給了縣上。
牢獄之災
田喜的小學老師李素萍已經61歲,時隔十幾年,她記憶最深的就是這個孩子的控制能力,“你就是孩子在他身邊打呀,鬧呀,玩呀,人家就穩如泰山,在那好好地學習,下課了,我說,你回去玩玩吧,鍛鍊鍛鍊身體,他就笑笑———我不是說他超常,他的控制能力特別強。還那麼小的一個孩子!”
一位當地政府官員也曾私下對田德民說,“我看到的田喜,想法很好,是一個很有理性的孩子,很有抱負的孩子。就是現在我也無能爲力,看到田喜寫的材料我也掉淚,我就是無能爲力……”
網友“老虎廟”記錄,田喜曾被拘留兩次。田德民回憶,2009年12月18日,田喜被新蔡縣古呂鎮領導接回,在家被36人輪流看管。
據田德民說,2010年7月23日,在北京的田喜突然接到新蔡縣縣委書記的短信,大致如下:你是大學生,你應該知道怎麼辦,你回來我們會解決你的問題,星期一你到我辦公室找我。
7月23日當天,田喜就回來了,到7月26日,星期一去找,書記不在,8月2日早晨8點,田喜又去找,等了半個小時,縣上辦公室的人說又去開會了。當時田喜回來後“十分氣憤”,對父親說:“這個領導是在拖我。我誰也不找了,我到醫院去。”
作爲當年輸血方的新蔡縣人民第一醫院,14年來從未給予田喜任何賠償。
於是,田喜去找醫院院長李俊洲。
“李院長,我來想找您談談我當年在醫院發生的這個事故。”
田喜後來給父母親回憶,李俊洲當時說,這事我不當家,確實做不了主,你去找縣領導,這是社會、政府造成的。
田喜非常氣憤,覺得“他就是在推脫責任”。李俊洲當時就要關門走,田喜把他辦公室的電話、傳真機等給摔了。
事後田喜對父親說:“我不找他,找誰?去找縣長?找大官也找不着,找小官也找不着,找誰都找不着,誰都不管這個事。”
8月5日早上,田喜又去找李俊洲,他悄悄地把釘錘帶走,只給父母說了一聲“我去找領導。”
田喜說,李俊洲鎖着門不讓進,敲門沒有人吭聲,他就用釘錘把門的扳手打掉了。8月6日,田喜又用竹籤或是牙籤塞住了李俊洲辦公室的門,“他不讓我進,我就天天把他的鎖眼塞住。”
8月6日下午,田喜被當地派出所拘留。
8月7日上午,他被釋放,他的家人收到了新蔡縣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暫緩的處罰決定書。
8月8日,李俊洲到家裏來看望田喜“我確確實實做不了主。”
田喜和母親商量,“看來應該給李院長送點禮。”母子倆分三次將禮物放在李俊洲家門口,沒有人開門,母親找了半截磚頭,砸門沒有人應,就把一個鐵釘釘進了鎖眼。
8月17日,田喜被從家裏帶走。8月21日,他已由“行政拘留”轉爲“刑事拘留”,關押在河南省上蔡縣看守所。8月26日,檢察院依法起訴他故意毀壞財物。
9月21日,案件開庭審理,法官問田喜對事實是否認可,他說,8月14日我沒有砸門鎖,但對基本事實沒有異議。
辯護律師樑小軍問,當李俊洲不理你,要你找上級解決時,你心裏是怎麼想的?
田喜回答:我覺得這個人麻木不仁。
檢方宣讀了公訴詞,認爲田喜構成犯罪,當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
在發表自己的辯護意見時,田喜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文字———那更像一個最後陳述:“在這次損毀他人財物的事件中,我知道自己是必須要爲此付出代價的……我願意爲個人的衝動行爲付出代價,但我是無罪的,我選擇上訴。”
之後,法官宣佈休庭,評議後再擇期宣判。
10月18日,新蔡縣法院通知田喜的父親,案件的宣判繼續押後一個月。
最後安排
時隔14年,河南省駐馬店市中心醫院神經外科大夫朱煥春已經不記得當年9歲的病人田喜。那時,他剛剛從河南省醫學院畢業兩年。提到輸血感染艾滋病,朱煥春沉默良久,才說:“今天,追問我個人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從提起訴訟被拒到站在被告席上,田喜也走過了6年。2004年11月,他曾經前往新蔡縣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被以“政府解決,不立案”爲由拒絕。2005年、2008年,他又向駐馬店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立案申請,同樣遭到拒絕。
在地方政府、部委與法院之間徘徊了6年之後,23歲的田喜甚至已經把自己餘下的人生作了安排:“若是中途出現意外,願意將遺體無償捐給地壇醫院醫學實驗所用。”
這是讓母親感到最難過的。在看守所裏的田喜,並不知道母親是怎樣想念他的。
在年曆畫上,母親留下了兩張媽媽擁抱新生兒的油畫。嬰兒皎潔如月光的身體,媽媽安寧而憂傷的眼睛……田喜不在身邊的日子,他的母親無數次凝望牆上這兩對母子,一次又一次想起自己懷抱着健康的初生兒子,他張望這個世界時明亮的雙眼,他童年時笑起來的燦爛,他高考後一次又一次伏在小桌子上掉着眼淚寫遺書的模樣,他去北京上學時平靜的面容,他永遠不關的手機在深夜裏響幾聲就傳出的聲音“媽——— ”
在田喜被拘留的日子,母親沒有忘記爲門前的幾盆太陽花澆水。那是容易養活的一種花,母親說,只要一點陽光,它就能活,在到處是煤渣、塵土、柴草棒破敗的巷道里,它幾乎是唯一讓人眼前一亮的生命。在深秋十月陰鬱的天氣裏,它萎縮着花瓣,依然等待着盛開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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