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內人士披露看病貴背後三大醫療回扣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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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溫州市爆出“回扣門”:6月8日下午,一名網友在溫州某論壇上將其公司2011年3月份在溫州醫學院附一醫院、附二醫院使用醒腦靜針的回扣統計詳單公佈於衆,134名醫生被指收受回扣。

業內人士披露看病貴背後三大醫療回扣伎倆

這一消息無異於一顆重磅炸彈,再次將醫療衛生領域的潛規則話題牽扯出來。

檢查被“分解”或“打包”

根據廣東省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於今年3月下旬進行的“廣東省城市醫療服務公衆評價調查”,在被採訪的廣州、深圳、東莞等廣東省內10個城市的2490名居民中,有多達74.3%的受訪居民遭遇過醫療潛規則。

調查顯示,受訪居民中有4成居民表示遭遇過“多開檢查項目”;32%的受訪者表示經歷過“濫開貴藥”;就醫時,遭受過“問診倉促”、“收費標準不公開不透明”、“亂收費”、“收受‘紅包’”、“強求使用進口藥品”者分別有29.7%、28.1%、22%、18.7%、10.8%。還有受訪者反映,醫改以來,醫療行業出現了“少治療、多檢查”,“少開藥、多開刀”的現象。

“羣衆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目前,在醫院中確實存在一些所謂的潛規則,而這些潛規則的形成都與相關利益掛鉤。”任職於北京市某醫院,從事審計工作的姜華向《法制日報》記者透露了一些她所瞭解的“多收費”伎倆:

就拿用於檢查腫瘤等病竈的核磁(磁共振)檢查來說,根據相關規定,核磁檢查是按照每人次850元收費的,而且這850元是不分檢查部位的,也就是說,核磁檢查全身和單獨核磁檢查腹部或者胸部等,價錢都一樣。一些醫生爲了多收費,就把本該一次進行的核磁檢查分解,我們把這個叫做“分解檢查”,這是近年來出現的比較新的多收費手段。比如說,病人今天要做核磁檢查,那麼存有“私心”的醫生就有可能對病人說,“咱們今天做腹部的檢查”。檢查之後說沒問題,第二天可能就再做個其他部位的檢查。其實,這些檢查可以在病人進行核磁檢查時一次完成。

上面的做法是將收費進行分解,還有一種多收費的方法是“打包收費”。現在的檢查都是系列性的檢查,比如說生化系列、肝功能系列等。如果病人需要檢查這些系列中的一項,那麼與之相關的檢查不管需要不需要,都被“順便”一起做了。比如說生化系列,病人可能只需要其中的幾項化驗結果,但這一包出來就是十幾項化驗檢查。

有回扣的藥受醫生青睞

“事實上,由於部分藥品存在回扣,目前已經引發出了一系列的不良反應,抗菌素的臨牀使用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從醫20餘年的北京醫生黃凱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衛生部辦公廳近期下發了關於做好全國抗菌藥物臨牀應用專項整治活動的通知,“之所以要下發這樣的通知,開展專項整治活動,就是因爲由於一些抗菌素藥物存在回扣現象,導致一些醫生濫用抗菌素,造成患者形成耐藥菌、院內感染等問題。”

當《法制日報》記者提出能否舉出具體事例或者進一步詳細說明時,黃凱說:“這裏面涉及醫療領域內部的一些事情,不便說得過於詳細,只能大概介紹一下。”

抗菌素不良使用問題已經是老話題了,特別是近年來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一問題之所以比較突出,就是因爲其中存在高額藥品回扣。

目前,抗菌素的不良使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就是在同等藥效的幾種抗菌素中,醫生的第一選擇是有回扣的抗菌素,這類抗菌素大部分是國產的。一些進口的抗菌素因爲有相關的制度在規制,藥品公司沒有這部分錢去做回扣用。在這種情況下,對醫生來說,沒有回扣的抗生素,是“使了也白使”;而使用另外一些藥還可以“順便”創收,那麼有回扣的抗菌素的使用可以說是“超級”大量的。據我瞭解,醫院裏曾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在一段時間內,某一種抗菌素的使用量“突飛猛進”,而其他同類的抗菌素卻用不動。這時候,一些醫院就會給抗菌素“排隊”,比如說一個月給同種類的抗菌素進行一次大排名,把用量排在第一位的抗菌素“踢出局”,目的就是給其他同種類的抗菌素讓路,因爲總不能讓那些沒有回扣額的抗菌素“爛”在庫房。

上述做法,不會造成抗菌素耐藥菌等問題,出現耐藥菌問題的是下面這種方式: 這第二種方式就是“不該用的還用”。抗菌素主要用於臨牀,但並不是所有手術都需要使用抗菌素。比如說,Ⅰ類手術就是創口最乾淨的手術,像單純的甲狀腺腫瘤切除手術,這種手術所產生的創口是十分乾淨的,所以基本不需要用抗菌素,就連預防性的抗菌素也可以不用。但是爲了“大量”使用抗菌素,即便在進行這種創口比較乾淨的手術時,有些醫生也會以預防感染之名使用抗菌素,更甚的是,一般使用24小時至48小時就應該停用的抗菌素,會一直使用到病人出院爲止。而且,個別醫生在超時用藥之外,還使用高級別的抗菌素。抗菌素被分爲一線、二線、三線,三線抗菌素是最高級別的。比如說用一線藥就足以治療,而個別人卻使用二線甚至是三線抗生素,其中原因只有一個——回扣多,因爲往往是級別越高的藥品回扣越多。

就是因爲以上伎倆,衛生部辦公廳下發了整治抗菌素使用的通知,明確規定了什麼資質的醫生用一線、二線抗生素,三線特殊用藥必須是高級職稱的醫生才能使用,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濫用。同時,衛生部還對抗菌素的使用時間進行了規定,並要求有些手術不能使用抗菌素。

醫藥設備“招標會”走過場

“現在的醫療價格體系是‘腦體倒掛’的。”廣東省廣州某醫院的科室主任王浩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電話採訪時說,從目前病人的醫療費用結構分析,藥品和醫療器械都是大頭,它們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羣衆看病的花費。

醫療設備“價值不菲”早已不是祕密,有關部門爲解決這一問題也是頻頻出臺各種辦法。但是,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名在醫療圈摸爬滾打了近20年的教授是這樣向《法制日報》記者講述的:

爲了有效管控醫療設備進入醫院時的回扣問題,有關部門規定醫療設備採購要進行招標制。由第三方招標公司組織招標工作,必須有3家及3家以上公司參與招標才行,而且在招標過程中還要以抽籤方式選出的資深專家進行現場評審打分,以此選出最終的中標醫藥公司。我擔任的就是其中的評審打分工作。

事實上,在3家競標單位確定之前,到底誰中標差不多就已經確定好了,其他兩家就是所謂的“陪標”公司。這個“陪標”是不確定的,比如在北京市場,同類相似的醫藥耗材有甲、乙、丙3家公司可以提供,那麼在一次所謂的投標過程中,甲公司事先把醫院上下打點好,“攻克”下來,隨後就由乙、丙來“陪標”。而在以後的招標過程中,3家公司輪流中標、輪流“陪標”。

此外,雖說選擇專家是以抽籤的方式進行,但是也沒有什麼監督機制。一般情況是,第三方招標公司跟哪幾位專家熟,就叫哪幾位專家去,所以在招標現場的都是那幾個“老面孔”。而專家去了,也是心照不宣,進了門還會向準備採購醫療設備的醫院問一句:“你們覺得哪家公司比較好?”法制網記者 趙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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